早晨七点二十分，凌源的晨雾还未完全散去，像一层薄薄的轻纱笼罩在实验学校上空。必去阁校门口那棵百年榕树的枝桠遒劲舒展，浓密的绿叶过滤着初升的阳光，在柏油路面上投下斜斜的、斑驳的影子，像一道被时间刻下的刻度，清晰而厚重。

雷杰站在校门对面便利店的遮阳棚下，左手握着一杯温热的豆浆，纸杯的温度正顺着指尖慢慢散去，留下一丝微凉。他没有喝，目光穿过朦胧的晨雾，精准地落在学校门口那条崭新的猩红色红毯上。红毯从校门口一直延伸到教学楼前，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，两侧每隔三米就立着一个银色金属展架，铺着白色喷绘布，展示的是学生们的“社会实践成果照片”。

展架上的照片色彩鲜亮，构图精致：有孩子们在社区打扫卫生的，有在养老院慰问老人的，还有在十字路口“协助”交警指挥交通的。雷杰的目光逐一扫过，直到停留在第三块展架上，瞳孔骤然收缩。

照片里，一群穿着荧光绿反光背心的孩子围在一位交警身边，“体验执法”。交警的姿态耐心，手指向路面，似乎在讲解交通规则。孩子们的动作模仿得有模有样，但雷杰敏锐地发现，所有孩子脸上的表情都不是天真烂漫的，而是绷紧的、严肃的，甚至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畏惧，像是在完成一项沉重的任务。而在照片右下角，一个模糊的背影正侧身向孩子们讲解着什么，那人穿着和交警相似的制服，肩膀上却别着一个极不起眼的徽章图案——一枚被红色圆圈划掉的警徽，线条尖锐，透着一股刻意的对抗感。

“雷局，都就位了。”耳麦里传来老陈沉稳的声音，带着电流的轻微杂音，“三十七个点位，校内校外全覆盖。教学楼每层两个便衣，操场四角各一个，校门口伪装成家长和摊贩的已经到位，周边三条路口的流动岗也已设好，确保任何突发情况都能在三秒内响应。”

雷杰没有回应，只是微微颔首，指尖无意识地收紧，将豆浆纸杯捏得微微变形。他的视线越过红毯，穿过晨雾，望向校园深处那座崭新的白色教学楼。三楼的校长办公室窗户开着，一层薄薄的白色纱帘被晨风吹得轻轻拂动，像一只试探的手。陈雅娟就站在窗边，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米白色职业套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远远望去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，但雷杰能清晰地感觉到，她的目光正穿过三百米的距离，与自己对视，没有温度，没有情绪，只有一种无声的较量，谁也没有移开。

晨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消散，像被无形的手拨开。九月的阳光开始变得灼热，穿透云层，洒在红毯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。教学楼里传来孩子们陆续到校的喧闹声，琅琅的读书声零星响起，与校园广播里轻柔的背景音乐交织在一起。

今天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将在这看似祥和的琅琅书声中，正式开场。

红毯上的面孔

八点整，一阵沉稳的引擎声打破了校园周边的宁静。一辆黑色的奥迪a6l缓缓驶来，车窗贴着深色防爆膜，车牌被一块小小的遮阳板巧妙地遮挡了一部分。车辆稳稳地停在红毯入口处，司机快步下车，绕到后座，恭敬地打开车门。

李建平迈步下车。他今天没有穿往常的深色正装，而是一身深灰色的棉质休闲夹克，内搭白色圆领t恤，金丝眼镜换成了无框的，镜腿纤细，衬得他整个人比平时亲和了许多，多了几分知性儒雅的气质。下车后，他没有立即走向校门，而是转身站在车旁，双手自然垂在身侧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向着陆续抵达的媒体记者们点头致意，姿态从容而得体。

“李秘书长，您今天怎么有时间来参加一个小学的开放日？”一位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快步上前，话筒递到李建平面前，镜头对准了他。

“教育是百年大计，基层的教育创新更值得关注和学习。”李建平的声音温和而清晰，语速不快，每一个字都透着深思熟虑，“凌源实验学校在素质教育、公民意识培养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，取得了不错的成效，我这次是来学习取经的。”

说话间，另外三辆车几乎同时抵达，停在了奥迪车后方。第一辆是黑色奔驰，车门打开，张维钧律师走了下来。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，面料考究，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，白色衬衫的领口系着一条深蓝色条纹领带，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棕色皮质公文包，步伐稳健，眼神锐利，透着法律工作者特有的严谨与气场。

第二辆是银色大众，下来的是王海燕记者。她穿着一件休闲的卡其色风衣，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相机包，脖子上挂着两个不同焦段的镜头，一个广角，一个长焦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录音笔，随时准备记录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，目光却在不停扫视着周围的环境，捕捉着可用的素材。

第三辆是一辆低调的日系车，周明远教授从车上下来。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中式唐装，袖口绣着细小的竹叶纹样，手里盘着一串深棕色的檀木念珠，指尖在珠子上轻轻滑动，神态悠然，带着一股不问世事的学者气。

四人汇合在红毯入口，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，只是相视一笑。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，像是早已约定好的剧本，即将拉开帷幕。

他们并肩踏上红毯，脚步声在安静的校园